摘 要：作为武侠小说大家的金庸和古龙都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但金庸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存在，将人的理智感、道德感视为人性的基础，体现了对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关注；古龙则偏重于人的生物性存在，重视个体特征及个性生命的欢悦，侧重于描写人类的欲望、本能。这种不同是由作家对西方文化借鉴程度的差异、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取向以及作家个性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另外，金庸的文本中还表现出了一种对侠客的悲剧意识，显示了侠客心路历程的凄怆与无奈。
丹纳曾指出，艺术品不能独立存在，任何一部作品都必然从属于“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1] 作为文学的一种，武侠小说也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同步前进。金庸和古龙则以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对人性的思考渗入其中。他们共同关注于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和古龙的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从人性这一角度人手，试着分析他们小说的异同，并初步探讨形成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
人性包含着社会性和生物型两个层面。从总体上来说，金庸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存在，将人的理智感、道德感视为人性的基础；而古龙则偏重于人的生物性存在，侧重于描写人类的欲望、本能。但这只是一个概况，就人性本身而言，本是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的统一，人性中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不是绝对的隔离，而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这里之所以分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一）小说中人的生物性层面
这里所说的“欲望”，实际上就是指生物性层面的人性。这种自然的人性应是不为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教化等所规定的、由自我出发进行追逐的一种本能。从今天的时代来看，社会上每个人的自然欲望都不可能仅止于“饮食男女”，而必然有其更社会化的一面。
从表面上来看，金庸和古龙都很重视人的欲望的实现。古龙笔下的英雄，象楚留香、李寻欢、陆小凤，都拥有世界上最真挚的友谊、最甜美的爱情、最充分的物质享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拥有正是普通人的欲望指向。古龙似乎极为肯定人的欲望。他所描写的英雄，是现世生活的强者，必然拥有江湖上显赫的地位，来之无尽的财富，最高的赌技，最受女人的喜欢。可以说，古龙的世界是一个纵欲的世界。
金庸的人物与之不同，他们不是尘世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是一群奋斗者。较古龙的潇洒英雄而言，他们严肃而沉重，他们的追求，不再是生活的享受，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但他们不是呆板的义的化身，而是一群至情至性的英雄，拥有强烈真挚的情感世界，具有对追求的执著和坚韧。他们大都率性而为、行侠仗义、我行我素，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
但在肯定欲望的同时，金庸和古龙却又走向了欲望的悖论。
在古龙小说中，往往只有英雄和袅雄这两类人。袅雄和英雄一样，具有非凡的智慧，雄才大略，他们极其相似，袅雄往往还具有英雄所无的一股庞大的势力。但在古龙的小说里，胜利永远属于英雄，即使英雄本已处于必败必死的境地也是如此。古龙解释其为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来自于对正义的乐观和信心，但这种解释不免主观色彩太过于浓厚。在古龙构造的境界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没有任何欲望能左右和限制他，英雄的自由无碍，才是他们胜利的原因；袅雄之所以为袅雄，是因为他们臣服于权欲的统治之下，除此之外，枭雄和英雄已无任何不同，而对权利的热衷，正是袅雄走向失败的原因。因而，我们也不妨认为，古龙在肯定欲望的同时也在不自觉的否定欲望。
如果说古龙小说体现了他对欲望思索的迷茫，金庸则带我们走人另一重迷茫。他的英雄本是率意而活的英雄，勇于追逐自己的真情，敢于反抗千百年来的礼法习俗，但却只有极少的欲望，也许崇高，但也很简单。他们的欲望只在于和相爱的人长相厮守。
古龙的英雄是在超越欲望，忽略欲望，金庸的英雄则是真正的淡泊，他们本就不曾有对美食美色这些生活享受的欲望，更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
（二）小说中人的社会性层面
相对于生物层面的人性而言，社会层面的人性多了一种社会的规定性和要求性。在这一层面上它所涵盖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在这里，我选取他们小说中共同关注的两方面来进行比较：
１、对国家、民族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或说人在江湖的职责。新派武侠小说超越于旧武侠小说的地方，正在于从夺宝复仇等江湖恩怨的狭窄框架中挣脱出来，建立了更高层次上为正义而战的框架。“江湖不再与现实脱节，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去。[2] 表现在金庸的小说，其往往构筑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有明确的发生地。“比如《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发生在大漠、临安、牛家村、洞庭湖君山、东海桃花岛、嘉兴等地，其时为北宋末年，南宋初年”。[3] 金庸心目中的侠义英雄是为建功立业而奋斗，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战。表现在古龙的小说则是江湖上正义与非正义势力的较量。古龙的主人公常游离于背景之外，自由超脱、来去无碍、任意所之。但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之争，往往就是庙堂之争的缩影。正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没有背景，是因为作品中的现象是数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所以，我认为不妨从这里理解古龙的小说。
对国家和民族所负有的责任，在他们的小说中 突出地表现在，英雄对争霸天下的权力掠夺行为的制止。乔峰逼迫辽帝在军前发誓，郭靖的死守襄阳，楚留香对无花的制止，陆小凤对老刀把子的制裁都是如此。前面说过，古龙小说中往往只有英雄和袅雄这两类人，并且这两类人显示了极端的相似性，所差别的只在于袅雄具有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对权力的占有，已成为袅雄生存的唯一目标，而他们对权力的追逐，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他人的迫害和威胁。这时，英雄便会积极主动地站出来制止邪恶，维护江湖的正义与和平。
金庸所关注的是天下逐鹿时英雄的心态。他的小说多建构于历史动乱时期，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为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倚天屠龙记》的时代背景为元末；《鹿鼎记》建构于清初。动乱时代更易见英雄豪情，与庙堂之内懦弱腐朽的官僚相比，侠士有着鲜明的民族正义感。正如郭靖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4] 以为国为民来为侠作一定义，这是侠之精神的升华。他们在庙堂软弱退让的时候挺身而出，或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沐血死守，或率领一群英雄的侠士驱逐异族的统治。不妨这样说，金庸的英雄虽不在庙堂，却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种对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继承。但与此同时，金庸主人公的理想人生却是笑傲山林，吟风弄月。他们对欲望的淡泊，决定了他们对红尘的无所眷恋，维护民族大义，只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他们的乐趣所在。所以他们无论失意或得意都走向了归隐。《笑傲江湖》已道破了这种对天下纷争的厌倦。
因此他们小说的主人公虽都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倾向，但还是存在着重大区别。金庸主人公的参与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责任，无可推卸却非心中所愿。而古龙英雄的参与则不只是一种责任，还在于它能够给英雄们以乐趣，正如《香帅传奇》中说楚留香喜欢刺激，喜欢冒险，与袅雄的争战因为危险的存在而更给他以乐趣。
２、对朋友的义气与爱情。武侠的情感世界是极为丰富动人的一部分。情感的力量在古龙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爱是英雄力量的源泉，恨则是毁灭一切的根源。古龙神话了情感，他在《午夜兰花》中有这样一段话“就算在生死一发的决战中，他（指楚留香）往往也是凭这一份对于生命的真情真爱，才能摧毁对方的意志而反败为胜。”爱在这里具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它既指上文所言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爱，也指小我的情感。我在这里选取的是金庸和古龙小说都非常重视的部分，即对朋友和情人的爱来进行比较。
金庸和古龙都很重视对朋友的情谊。“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5] 朋友之间的情感是古龙作品最动人一章。楚留香和胡铁花，李寻欢和阿飞，他们随时都可以为对方奉献生命，傅红雪、一点红，这些冷僻孤傲的人正是因为有了友情而恢复人性，不惜为知己而死。在古龙的哲理思辨中，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身边的朋友，但没有朋友“不如死了算了”，朋友虽然是“很平凡的两个字，却也是很伟大的两个字”。[6]
这种情感体现在金庸的作品中，则是对同道的义，对朋友的义。“义”构成江湖人的本色。在金庸的小说中，也不乏生死不渝的友情，如段誉之于乔峰，更多的则是义。一个“义”字成为江湖豪杰的行为规范。忽必烈是郭靖结拜兄弟的儿子，但郭靖却义正辞严地指出“公义当前，私交为轻。……古人大义灭亲，亲尚可灭，何况友朋？”[7] 这是侠的大义，也是大侠的境界，在这一点上，古龙的英雄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在作品中，古龙并不涉及爱情。他的英雄拥有众多的红颜知己，但却都只是偶然相逢产生的一点火花，既然相逢，便已注定了要离别。英雄不能只属于一个女人，英雄也不能没有女人的映衬。或者也不妨这样解释，古龙是将女人、名马、醇酒置于同等的位置，他们都只是英雄业绩的表征。
与古龙不同，金庸描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段誉对王语嫣的痴情，李莫愁的终生怀恨，杨过毅然跳下绝情谷……皆出于一个爱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金庸小说情感世界的主题曲，缺少了古龙世界的潇洒与超脱，没有人能超越真情。一旦陷人爱情，便是终身无可挣脱。因此，我觉得金庸的英雄其最大的欲望就在于和相爱的人长相厮守，只是金庸虽重真情，却更重义。对朋友的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都被置于爱情之上。如郭靖与黄蓉已然不可离分，但郭靖依然要讲对朋友的义，如果不是与蒙古的最终决裂，能够与他厮守的，只怕依旧是华筝，而非黄蓉。这是情感与责任的冲突，英雄选择了责任，在无奈中牺牲情感。
二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就人性而言， 他们虽在大的方面表现出了一致，但究其心理，却还是存在着重大差别：即：古龙重视个体特征及个性生命的欢悦，金庸则体现了对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关注。导致这两种不同倾向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西方文化借鉴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
５０年代初期，新派武侠小说得以在香港兴起并逐渐繁荣起来。与旧武侠小说仍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梁羽生不否认自己的作品有西洋影响的痕迹，金庸也承认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外国作品的影响，这时的影响，还表现为潜在的某些观念的影响：梁羽生和金庸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表现出的也仍是传统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到了后期在台湾崛起的古龙，他所面临的情况已与梁羽生和金庸不同。新派武侠小说已成气候，仅就台湾而言也已名家辈出，金庸的宗祖地位早已确立，这对后起之秀的古龙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和磨砺。他决意要超越武侠小说的俗套，求新、求变、求突破。他说：“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要怎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8] 就古龙本人而言，他所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也远较金庸和梁羽生为深远（这与西方观念在台湾影响日益深广，古龙本人就读于外文系有关）。因此它不仅在小说的形式上求变，大胆的采用了西方小说的悬念手法，借鉴侦探小说的技巧，使其作品被誉为东方００７；同时，在观念上，他也更变了传统文化在其作品中的决定性地位，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西方味道。
作为封建社会主流观念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从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清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中国文人注重于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而“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召则更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人手，把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对个人的独立人格的认识有所忽略。金庸笔下人物对欲望的忽略和极强的社会责任心都由这种思想倾向而来。
西方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绝对控制下解放出来，主张恢复人权，尊重人性，则多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人的欲望等等。正如杨国章在《人文传统》所说：“在把人视为具有情感、理智的独立个体时，这一个体的含义中缺乏社会的性质。”古龙笔下的英雄则多具有这种意味。
当然，作为中国人，古龙摆脱不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而作为时代中的一分子，金庸也必然会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他们的差别在于受西方文化影响多少的不同，而这种多少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差异。
（二）金庸作品侧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古龙的作品则力图体现现代人的人生情感
金庸多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将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结合在一起来演绎故事，他小说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同时也是在探究历史，反思历史，借鉴历史。因此他的小说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被称为“历史小说”。他的作品体现出了一种对历史的继承和批判，他对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法习俗提出质疑和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功利观。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忠君观念的否定上。随着对君权的否定，金庸还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机构。金庸笔下的官僚，不是昏官，就是贪官，他们深通政坛上做官的诀窍，念念不忘于心的是对权位的保全和加封，由此出发，他们馅媚上司，贪污贿赂，出卖义士……，他们欠缺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在外敌的人侵前软弱无力，贪生怕死。金庸的侠士否定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因此，他们鄙视对官势和财富的获得。于是积极人世在金庸的笔下不再与自身的功名结合在一起，《三侠五义》中的官方侠士在金庸的作品中不复出现。他们心系庙堂安危，却不欲入庙堂，追求人在江湖的逍遥。
其次，金庸在审视历史的时候，激烈的否定了对权力地位的追逐和占有，在此基础上，他重新给英雄下了定义。金庸提出了“以民为重”的英雄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骄傲，他和他的子孙开创的基业，也足以铸就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他却受到郭靖的否定。造成这种否定的，正是因为他万世不朽的基业建筑在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况之上。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临死之时也不免扣心自问。这个问题，金庸在《鹿鼎记》中作出了肯定答复：英雄的业绩不是血流成河的攻城掠地，而是康熙治下的辉煌安定。只有康熙那样的圣
再次，金庸还否定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他在《＜神雕侠侣＞后记》中指出“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书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杨过和小龙女不惜抗颜为天下之敌的“师生婚”，郭靖摆脱父母之言、师长之命，与黄蓉的自由恋爱都是对这种礼法和习俗的否定。他们的行为，已明显地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金庸对历史的反思是在新时代下的反思，时代的认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必然会对其观念的形成产生作用，例如他对礼法习俗的否定就带有强烈的人格独立的精神。
古龙则完全跳开历史，在虚构的故事中表达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因此他的小说富有现代气息。如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态度和享受，楚留香力主的法治，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人的味道。可以这样说，它是把现代人放进一个虚构的古代中去。但他的人物也不仅仅是现代人的影子，同时也包含着古龙对现代人的理解和理想。小说主人公那种悠游自在的生活，就可以说是对具有强烈生活节奏的现代生活的否定和超越。
（三）金庸和古龙个人的人生态度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人性的思想倾向上产生差异
金庸曾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事实上，作品往往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反映，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常带有自传性质或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越到后来，这种表现就越不明显，但无疑作品人物仍然带有作家的主观色彩。因而，作家的人生态度也往往投射在作品中。
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古龙，他为人豪爽、旷达、嗜酒如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也多具有这种性格倾向。酒，更已成为江湖男儿的嗜好。他的英雄虽没有象他自己那样因酒丧命，但却均讲究喝酒。再如对待女人和朋友的关系，古龙的好友丁情曾经说过：“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得，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也是如此，英雄珍惜友情，却是在不断地更换女人。
金庸的作品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现象。如金庸的身上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他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他早期作品的主人公也都是想在江湖上有所作为的英雄。但金庸同时向往傲视林泉的逍遥，因而他的主人表现出来的也是无论失意或不失意，最终都走向了归隐。
三
需要指出的是金庸小说中弥漫了一种对侠客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作品中表现为两个方面：（１）金庸的小说虽然力主于积极用世，但他的主人公往往走向归隐；（２）从郭靖到令狐冲再到韦小宝，体现了一种侠观念的转换。
我觉得造成这种悲剧意识，有以下几种原因：
Ｉ、金庸的人生理想决定了归隐的格局。
我在前面一再强调金庸继承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事实上这只是金庸思想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思想不发生作用。事实上中国人遵循的是儒用道体的模式。表现在思想上，既追求兼济天下，有所当立，但又梦想着道家的狂放与逍遥，这就造成中国文人一个虚妄的空想：名扬天下而又功成不居，这个浪漫的模式被历代读书人奉为理想的人生境地。至于失意时的隐退山林，既是独善其身的写照，也是陶渊明式的超脱，同样为中国传统文人所认同。金庸的人生境地正是遵循这一理想模式。一方面追求男儿行世当有所立，一方面追寻遗世的超脱，功成不居的美丽让他心仪。
２，滔滔的历史长河中，个人力量的有限。武侠以其超人的力量成为人们的理想寄托，但这种侠，带有非常浓厚的传奇神话色彩，因其无所不能而脱离了人的生活范畴。塑造武侠小说中“人”的形象，是金庸和古龙的共同理想。
金庸的侠具有墨客“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真正侠的气概。但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对历史起巨大影响的是雄才大略的逐鹿者，而不是金庸的英雄。他们缺少掠夺的欲望，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是以辅助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们既无法改变历史，这只有为历史所淹没。黯然隐退不失为一种选择。
３、侠的理想的没落。这一点表现在两方面：（１）人力的有穷，使侠萌生退意。这是拯救与逍遥两大情结发生的碰撞。无力回天，便思退隐江湖；（２）侠客奋斗的无价值性。如果说袁承志在偷听皇太极和谋臣对答时不觉暗暗心惊，隐隐觉得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比不上眼前的杀父仇人，还只是对侠客行价值的一种潜在怀疑。那么《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奔波劳碌只换来更加的消瘦与苍白，与此同时，他一心想要动摇的大清却越来越趋于稳定，则显示出了一种尖锐的讽刺。侠已不仅仅是没有回天之力，而且侠的事业显示出了毫无价值的苍白。大侠的心路历程，是何等的凄怆而无奈。
参考文献：
［１］丹纳。艺术哲学［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桂冠工作室主创．金庸评传〔Ｃ］．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７］金庸．神雕侠侣［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
［５］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Ａ］．桂冠工作室主创．金庸评传「Ｃ］．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古龙．古龙作品集［Ｍ］．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罗立群．江湖一怪侠［Ａ］．古龙作品集〔Ｍ］．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５．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ism
—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from the Angle of Humanity between the Novels by Jin Yong and the Novels by Gu Long
QI AN S u一 f ang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 : As masters of the swordsman fiction, both Jin Yong and Gu Long concern humanity.The former,however, concentrates on man's social existence and regards reason and moral sense as the basis on which humanity is formed.In this sense he shows his concern about the latter emphasizes man's biological existence and mainly describes desires and instincts of human beings. Thus he lays more emphasis on personal qualities and individual intoxication. The diference results from-diferent degrees to which the two writers make use of western cultures for reference, their diferent orientations towards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their distinct personalities as wel. In addition, a tragic sense is also reflected. to the swordsmen in Jin Yong's stor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caught up in the sad and involuntary mentality and they have no alternative.
Key words: humanity;in dividualin toxication;colect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