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与酒

在人类文化史上，「酒」始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日常生活中单纯的饮食之道，到酒器、酿制方法、医疗养生，乃至于环绕于酒所衍生的各种政经制度、思想观念，无不在各文化中持续发酵、影响、模塑着一个文化的成型。宋代朱肱的《北山酒经》曾谓：「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以缺此。」从世界各民族对酒的重视及其普遍深入人心而言，酒，真可以说得上是「全民盛典」的了；而「酒」在中国，尤其凸显出其特殊意义。

儒家酒文化——饮酒政治学

中国人对饮食之道的重视，从《礼记．礼运》所谓的「礼之初，始诸饮食。……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中可以看出来，而有饮莫非酒，《诗经》305篇中，之所以出现有49首明显以酒为意象的诗篇（佔16%）[1]，也无怪其然了。中国人特重饮食，衍生出一套所谓的「饮馔政治学」，在整个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2]，清人黄周星《酒社刍言》谓「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强调喝酒与学问的关系，刻意排除单纯的饮宴，正阐发了这番「政治学」上的奥蕴。

《酒社刍言》是中国一系列谈酒、论酒书籍（可称为「酒乘」）中的一部，这类的书籍，往往喜欢冠上非常政治化的名称，如袁宏道与张潮分别以《觞政》为名，而《酒律》、《酒令》、《觥律》、《律令》之名，亦所在皆有，尽管这可能是文人兴到笔随，藉森严的律令，行享乐欢宴之娱，但却很明显地透露出其中的政治意味。事实上，我们不妨大胆地宣称，酒在中国（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是一种「政治学」。

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的「酒史」，早在夏朝就展现出其政治意味了。《尚书．夏书》中曾明显记载过太康「甘酒嗜音」、羲和「酒荒于厥邑」的事蹟；而夏桀之「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3]的传说，与夏禹「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戒[4]，两者并观，在开国明王与亡国之君对举中，酒与政治良窳的关系显朗，可谓十足发挥了酒的政治性。大抵上，这些传说，皆起于周代以后，周人之所以如此刻意强调酒的政治作用，料想与商人（尤其是纣王）的「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5]、「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囗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6]的事蹟有关。尽管「商代（尤其是中后期）酒政的一特点是放纵不羁，酒害不制」[7]，但是商纣的失德亡国，是否真的导因于此，恐怕是历史认识的问题，重要的是，周人的确是如此「认知」的，因此不但明载于诗篇[8]，镌刻于铭文[9]，撰写于敕诰[10]，更以此制定了种种的礼法，针对酒予以范限。

周人对酒的观念，始终有点徘徊犹疑，既肯定酒在宗庙祭祀、嘉礼宾宴中的重要性（举凡各项礼制，无不有酒，亦于《周礼．天官》中明设「酒正」、「酒人」之官），且也可能深知其「柔身扶老」的促进血液循环之功效，但又兢兢以沉湎为戒，深恐酒之足以乱德，如〈酒诰〉谓「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因此屡屡引以为教训，不但于祭祀仪节中，特意强调「玄酒」[11]（水），甚至还有专掌「几酒谨酒」[12]的「萍氏」（〈秋官〉），与专掌「以属游饮食于市者，为不可禁，则搏而戮之」的「司虢」之官（〈地官〉），专负纠察举告之责。整体酒风，趋于严谨，同时亦将酒与道德繫联为一，形成了中国酒文化中的主榦，对后世有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解说「酒」字，就充满了相当浓厚的道德意味：「酒者，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仪狄作酒，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人性的善与恶，事件的凶与吉，居然可以与酒产生繫联，可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酒已远远超过物质性的存在，而具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了。据许慎的解释，「就」字，说明了酒足以在人性上分别造就不同的「善恶」效果，同时亦引发有关吉凶的外显事迹，这就是「造」，许慎引用夏禹「疏仪狄」的掌故，颇有意将之导向于酒本质上的「恶」。在这里，酒本身的重要性远高于饮酒者。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思考逻辑，酒，尤其是「美酒」（旨酒），被视为诱引灵魂趋于堕落的媒介，所以如大禹这般圣哲的君主，也不得不凛然戒惧，而且，也似乎由于他理智地峻拒诱引，因此成就了日后的「圣」名。在儒家思想的浸润影响下，中国人对「物质」的思考，基本上都是依循这条路径的，子夏说「虽小道，亦必有可观者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3]，酒（包含了歌、舞、女子，当然更包含了博奕），无疑是「小道」之流，一旦沉湎其中，则等如堕入万劫不復的深渊。历史上知名的亡国之君（或暴君），大抵上，「好酒」也必然是一桩无可避免的罪名。故《抱朴子外篇．酒诫》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分毫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囗不及祸。」在如此的戒慎恐惧下，儒家之徒对饮酒有重重的范限，从席位的安排、饮酌的数量、饮具的摆设、饮酒的仪节，到宴席间的言谈举止，都强调节制与秩序，可谓是「酒令綦严」的了；在《礼记》一书中，相关的酒礼，详尽而烦琐，是最具代表性的。

不过，酒是生活上的必需品[14]，在各方面都有它的重要性，甚至，「酒政」的良窳，更攸关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从制度面对酒的生产、技术予以限制，因此，能够范限的，通常只有人——饮酒的人；而且，只能从道德面加以规劝或箴砭[15]。这是非常矛盾的，假如说，酒是诱人的恶媒，依循正常的逻辑思考，应当禁酒，而非禁人，此处反其道而行，明显疏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为何喜欢饮酒，甚至沉湎于酒？

饮酒的心理作用

中国人喜欢饮酒，当然与酒的性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的看法中，酒的物质性功能，与医学密切相关，医字从酉，其故可思[16]。然而，喜饮酒或常饫饮的人，却未必着眼于酒的医学功能，而往往是一种「心理」寄託。此一心理寄託，范围很广，而且因人而异。基本上，其大别有二：一是「忘」，二是「壮」。

「忘」，意指藉酒精的迷醉力量，使个人暂时忘怀在现实世界中因失意、挫折而导致的忧伤与烦恼。白居易诗云：「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忽然遗我物，谁復分是非？」（〈效陶潜体诗〉16首））在这里，举凡朋友细故、人情冷暖、经济窘迫、爱恋无常，乃至于宦途失意、壮怀难伸等，皆可以「藉酒浇愁」，以消块垒。从「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落魄江湖载酒行」（杜牧〈遣怀〉）、「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李煜〈乌夜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零霖〉）、「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沖天〉）等名诗隽语中，所谓「醉可忘荣悴」（白居易〈和微之诗〉）——人生的得意与失意，我们皆可清楚窥见此一「忘」字的心理满足——这是「己忘」。从「己忘」的另一层次来说，则也可以达到「人忘」的效果，藉酒为逃遁之地，始于箕子：「纣为长夜之饮，而失其日。问于百官，皆莫知。问于箕子，箕子曰：国君饮而失日，其国危矣；国人不知，而我独知之，我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17]箕子藉沉湎于酒以免祸，与屈原坚持「独醒」而不免贾祸的事例可以对举，酒在此处的政治功能，发挥得相当高妙。

「壮」，则指藉酒精的麻醉力量，暂时摆脱开理智的约限，彻底发抒个人在平时备受压抑、无处（或不敢）宣洩的情绪，俗话说「藉酒壮胆」，即指此而言。喝得微醉（指还没有醉如烂泥）的情况下，容易「酒后吐真言」，敢于明白畅快、坦率直截地表露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观点[18]。胆气既壮，往往会罔顾世俗礼法，无论是「藉酒使气」[19]、「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20]，或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21]，甚至来个「身在山东心在关，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22]，若无「胆气」，可能是不敢出口的。

无论是「忘」是「壮」，从儒家的角度而言，难免都是种「踰越」。在此，文人（尤其是相对于「儒林」或「道学」）以酒消磨英气，抒发个人无关乎国计民生的情感，甚而潇洒风流，于笙歌红粉、水边林下之间，自适其适，追求高品味的个人生活之趣；以及侠客藉酒使气，摆落现实，披肝沥胆，寄壮怀志气于酒杯之中，进而饮酒歃盟、蔑视礼法；分别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与儒者大异其趣的「酒文化」，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文人的酒文化

文人饮酒，往往呈显出艺术性的特质，或达或真或狂或怪，多少都有点艺术气息[23]，尤其是明清的文人，饮酒不但是件「雅事」，更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把杯清谈、唱和吟诗，笙歌乐舞、花前月下，从杯具、陈设的考究，地点、饮伴的选择，酒品、菜餚的搭配，到刁钻古怪、囊括诗词经史的「行令」，在在透显了文人的雅趣，糟邱寓公《畅叙谱》之云「不可不饮、不得不饮、不可不与饮、不可与饮、不可预饮、饮中十恶、饮中八法、酒忌、宜饮、四贤、八士、七须、九合、十乖」，张陛《引胜小约》之云「订人、订地、订品、定文」，吴彬《酒政》之云「饮人、饮地、饮候、饮趣、饮禁、饮阑」等，皆可看出优雅名士的高品味机趣；而《中国酒令大观》一书，收录了自古迄今各种「酒令」的相关记载，五花八门，洋洋洒洒，无一不是须博通典故、精擅诗词的文人游戏，果真令人嘆为观止。尤其重要的是，尽管这些「酒乘」皆明显取之于「政令」，饶富政治意味，如蔡祖庚《嬾园觞政》一书，「以陞官之法而移于行酒，于是官与酒始合而为一」[24]，索性假政令为酒令，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藉移转所作的重新诠释，表明了「夫所谓官者，非真有一物焉，可以韫椟而藏之，亦不过空有其名耳」、「身后名不如一杯酒」[25]的涵意。这样的移转，虽未必能尽脱儒家笼罩，如《畅叙谱》依旧强调要「威仪不乱，坐次不紊」（〈不可不与饮例〉），且行酒中除有「令官」之外，亦有「监令」的设置[26]；但整个精神，趋向于个人生活乐趣的追寻（雅，本就具有正的意涵），已与儒家强调的生命稳定状态有所区别。从这角度来说，也算是松动了传统儒家酒文化的约束力量。

至于侠客，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历史上的侠客与酒

侠客与酒，似乎有不解之缘，见诸载籍的侠客，总与酒有密切的联繫，《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已颇传神写照出侠客饮酒的酣畅淋灕与悲歌慷慨；〈游侠列传〉写郭解，刻意强调郭解「不饮酒」，也正表明一般侠客是「性嗜酒」的。自《史记》而下，历代史书中记载侠客，总免不了强调酒与他们的关系，如陈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27]；典韦「好酒食」[28]；裴挹、裴◎俱「豪侠耽酒，好臧否人物」[29]；韩晋明「有侠气，诸勋贵子孙中最留心学问。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30]；卢子刚「使酒诞节」[31]；哥舒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蒱酒」[32]；刘叉「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33]；吕师周「勇健豪侠，颇通纬候、兵书，自言五世将家，惧不能免，常与酒徒聚饮，醉则起舞，悲歌慷慨泣下」[34]；郭进「有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35]；元达「事任侠，纵酒」[36]；陈慥「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37]；宋克「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迨壮，谢酒徒，学兵法，周流无所遇，益以气自豪」[38]；田艺蘅「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39]等；这些被标明为侠客的人物，身分互异，有官吏、将领，也有文人、儒生，但一与「侠」繫联[40]，就凸显出「好酒」的共同特徵，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

酒之所以与侠客深相联结，必须先从侠客的性格予以理解。

侠客性格的形成，一部分来自于天性，所谓「天生侠骨」者即是，通常个性爽朗、刚直的人，较易有侠客倾向（从血型上说，大概ｏ型的人较易），不过侠者已矣，缺乏可作为依据的统计数据，似可先置之不论；其中的大部分乃导因于环境的习染。所谓「环境」，包含了下列几点：交游、教育与际遇。

交游，指的是交往的对象（圈子）。基本上，侠客以外在社会为其生命的舞臺，而外在社会网络的组构，以人与人的交谊为主干（非血缘性的），因此，侠客必然最重视「朋友」，所谓的「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41]，即往往成为侠客行事的「气义」准则。「气义」是超道德、超理性，在当下一念间完成的，而其施用的对象，唯在「朋友」。正因超道德，故侠客行事不可以礼法约束，经常游离于传统或既定的道德规范外；唯其超理性，故鲁莽冲动，完全凭藉一时血气之勇而激发，不会顾虑到行事的后果及影响，而表现出其粗豪与率真的特点。率真，是侠客藉以唿朋引伴、相互交结的最大本钱，一言投合，可以倾盖订交；风闻名义，也可以倒身下拜；递简投名、规矩步趋的烦琐仪节，门第家世、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异，皆可消弭于率真之中，进而坦怀磊落，肝胆相照。粗豪，则是侠客行事的风格，欲言又止、瞻前顾后，甚或扭捏作态，都非侠客所喜所愿；而摆落重重的约禁、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叛逆」作风，却也往往令讲究规矩准绳的人，备感压抑与惶恐，以此也使得他们不容于世俗规范，而自成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侠客相濡以沫，声气连结，往往易于形成内聚力十分顽强的团体，而处身于此团体中的个人，习染熏浸，自然也显示出其独特的性格。

教育影响的层面极广，简而言之，在知识上的充实，将足以使个人于行事之间，作更周密的考量，尤其是在「人我之间」的命题上，受到的影响最大。侠客未必知识不丰，从历史上曾经被「名侠」的人看来，更不乏饱涵诗文素养或湛通三教思想的人。不过，侠客对人我之间关系的平衡点，多欠考量，是以率性直为，罔顾其余。在此，侠客所受洗礼的教育知识背景，是颇值得一究的。在三教之中，佛家背景的侠客，几乎从未出现在历史舞臺中，盖侠客的「入世」精神，与佛家的「出世」，趋向不同，这点颇易理解。学道者讲究个人才性气质的养成，一般说来，也不易产生侠客；然而，由于侠客的「技艺」，往往可自道教中的「术法」汲引而得，且道教于人我之间的关系，并不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更向来少有措意，个人化的味道很重，在这点上则与侠客相当合拍，因此，「道侠」依然所在多有，盛唐诗人李白之学仙击剑任侠、唐代传奇中形迹诡谲的「剑侠」，即是很显朗的例子。不过，道侠通常是独来独往的，甚少有同气连枝的集团行动。[42]相对于前述二家，儒家思想的重点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斤斤拘守于礼教，理当更不易产生侠客；然而，习儒的侠客，却出其意料之外的多，这很耐人寻味。在此，有「入乎儒出乎侠」与「入乎侠出乎儒」情况的差别。

从儒家的对个人生命意义的定位而言，所谓的「三不朽」可说是一个极致，尤其是德与功二者，标识着儒者生命开展的两大途径[43]。然而，德与功之间，因历史情境的限制，往往可能相互冲突，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途径的选择，就不免激起争议[44]，南宋朱子与陈亮的「王霸之辨」，正导因于此。习儒的侠客，通常着眼于个人事功的建立，而为建立事功，不惜以疾雷破山的手段，「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将道德心性，姑置不论。就正统儒学而言，如此的思想，多少是有点叛逆性的；但是，在历史难题横亘眼前的时候，又非得具此雷厉风行的手段不可，历史上的侠客，往往出于「季世」[45]，柳亚子〈南社题词〉谓「乱世天教重游侠」，正点明了这点。因此，历史上的侠客，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是一群渴盼建功树业的儒生在扮演的，而且发为诗文，也切切以功名为念——这是「入乎儒而出乎侠」。相对地，一旦儒家中的「德」成为生命意义的定位点时，在浸润濡染之下，侠客的英气，自将受到消磨，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侠客，在饱习儒学后，改其故辙，「折节好古学」[46]、「晚而改节，敦儒学」[47]、「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48]的例子——这是「入乎侠而出乎儒」。

际遇，指的是个人一生的遭遇，在此，强调的是对应于权力核心的状况。中国权力核心的组构，是藉「礼法」为节制点的，愈接近权力核心，礼法的约束力也愈大，因此，居庙堂之上的人，举止动见观瞻，处处受制于礼法，循循缩缩，不易展现侠客性格，即使偶然有之，也经常被视为「异数」；相对地，处江湖之远的人，礼法约束力较小，举止可以任性而为，也就较易有侠客之风。从历史看来，「以侠名」的侠客，尽管有跨越层级的现象，但泰半均处身于「江湖」的疏离情境之中，这是无庸置疑的。有意义的是，相应于权力核心的疏离或靠拢，似乎更印证了侠客性格与权力的关系。庙堂中的「侠客」，多处在与权力「半疏离」的状态中，如战国的魏信陵君、汉代的灌夫等，基本上都是备受君主猜疑，或是抑郁难伸，壮怀未骋的人；而江湖中的侠客，一旦跃居庙堂，侠风顿减，甚至会开始悛悛有如儒者一般。历史上着名的「帝王侠客」，如汉光武、曹操等人，展现侠客气质的时期，都在其年少或未介入权力核心之时；而许多原本英雄豪俊的侠客，如王涣、段囗等，一入庙堂，即开始「折节为俭」（或只有折节才能入庙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受招安，即改絃易辙，是最好的一例。权力，是失意与得志的最大分野，而在权力徵逐的过程中，失意者满腹抑郁、劳骚难平，也极易流倾于侠客性格。

交游、教育与际遇三者交互作用，影响到侠客性格的形成，导致侠客外发而积极的精神，此一精神，在酒精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加身体热量，同时也可能使人理智力减弱、运动神经失调的综合作用下，「壮」之一字，于侠客身上产生了显着的功效；同时，一旦抑郁愁怫，壮志难成，则藉酒浇愁，以求一「忘」，自也是顺理而成章的。历史上的侠客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盖由于此。

酒与武侠小说中的侠客

侠客，是历史上的实存人物，尽管在历史舞臺上，侠客的形象受到某些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儒家），不断蜕转演变，因而在认定和评价上，前后多所扞隔，不过，自清代「义侠」观念完成后，大抵已具有固定的形象（评价则未必）[49]。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以文学想像刻画侠客形象的，文学想像，多少投射了作者的理念或呈显出当代的思维，历史上的侠客好酒，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更以酒知名，酒，在武侠小说的想像世界中，究竟承担了何种文化载体的功能？相信也是值得一说的。

武侠小说的世界，是由箇中性格、形象互异的侠客撑拄起来的，武侠作家尽管可能摹写各式各样的侠客，或粗犷豪迈，或温文儒雅，或风流倜傥，或质朴木讷；身世可以多变，际遇通常不凡；但是，除了仗义行侠、快意恩仇，足以展现出其磊落的英风外，酒，也通常如影随形地与侠客气性相联结，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还远超过「侠女」。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多半「好酒」，「好酒」的因素很多，因此，所展现出的「酒品」，也有多样化的风格。就武侠小说所构造的英雄世界而言，酒是一种沟通人我的媒介，意气相投，把盏定交，见诸于文人的固所在多有，但多半在酒绿灯红之中，浅斟低唱，诗酒吟和，缺乏一种知己平生的豪气。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负气慷慨，藉酒交结，「君生游侠地，感激气何高，饮尽玉壶酒，留赠金错刀」（马戴〈赠别北客〉）的惺惺相惜，举目可见，所谓「喝啦，杯底不可饲金鱼，好汉剖腹来相见」（闽南语歌曲〈杯底不可饲金鱼〉），自古以来，侠客歃盟结义，总免不了饮血酒，以表示披肝沥胆之意，在武侠小说中，更以鲜活的形象描摹而出。金庸的《天龙八部》中，段誉初识乔峰，就在你来我往的三十余碗烈酒中义结金兰，金庸将此节定名为〈剧饮千杯男儿事〉，堪称传神写照之笔；《笑傲江湖》中，令狐沖与田伯光饮酒论剑，虽立场不同，却因酒而惺惺惜惺惺，此所以后来幽羁思过崖，田伯光特地挑选了上好汾酒，与令狐沖交结。大抵上，酒精易使人神智迷乱，也易使人放松戒备，几杯勐酒灌入肚肠，真情至性更易一一显露。英雄侠客本就豪爽磊落，酒，无疑正可挥发此一特徵，因而具有肝胆相照的催生力量，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古龙藉冷酷无情的龙啸云说：「他并不是不能喝酒，而是不愿喝，因为他觉得喝酒会使人变得冲动，最冷酷的人，若是冲动起来，也会变得有些感情了。」[50]，酒的豪情与人的冷酷，相互对举下，作了绝佳的诠释。

其次，酒精的挥发力，往往与侠客豪迈不羁、纵恣潇洒的英风相得益彰，以金庸的《天龙八部》为例，乔峰在聚贤庄一战前，以酒遍沥中原豪杰，小说中是如是描绘的：

乔峰端起一杯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
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那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
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
雄，俱为证见。」（页823）

英雄豪杰相交，讲究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大」，不足以彰显豪气；乔峰藉酒断交，连干数十碗，「多一分酒意，增一分精神气力，连日来多遭冤屈，郁闷难伸，这时将一切都抛开了，索性尽情一醉，大斗一场」（页825），酒精麻木了理智，鼓荡起心中的不平之气，就在一片酣畅淋漓中，乔峰杀红了双眼，出手如狂，虽然做了他最不愿意做的恨事，但窜流在腥红血液中的悲凉与愤慨，却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在此，痛饮岂非即是狂歌？狂歌，正是英雄交迸的泪与血。酒之能使饮者「壮」其气，在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更具体的印证。

三者，在武侠小说中，酒在侠客身上的作用，颇撷取了文人藉酒抒怀的长处。「李白斗酒诗百篇」、「醉草吓蛮书」的传奇，被转借为「醉拳」，成为一种深奥的武学。从喝酒的生、心理反应而言，微醺的状况下，理智活动仍能清楚持续，甚至由于酒精释放了若干束缚与压力，文思的运作可能会更加泉涌，这是说得通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引「醉书、「醉歌」、「醉吟」、「醉画」为美谈[51]；然而，整个神经的运作，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扰，使得动作迟钝、反应延当，就武技的展现而言，是否能够发挥得更灵活巧妙，实在值得怀疑。不过，武侠小说中却盛言其事，江湖中绰号中有「醉」或「酒」名人物颇多，通常也都配套上一门藉酒意发挥功力的武技；而古代向来也就有「醉八仙拳」的说法，清人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一书，即明载〈醉八仙歌〉[52]，但是否如电影中须饮酒醺醉后才能发挥力量，就不得而知了[53]，大抵这是一种虚拟，取其醉意醉态，而非真醉，故当令狐沖（金庸《笑傲江湖》）、阿飞（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谢晓峰（古龙《三少爷的剑》）等武功高强的英侠烂醉如泥时，连寻常人也可以打得他们软滩在地。很明显地，这是武侠作家别出新裁的转化，巧妙结合了文人的「醉艺」，想像出的另一种「武艺文学化」的武功。在此，武侠小说「文士化」的倾向，是颇值一谈的。

文士化的侠客

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在众家作者尽心摹画的过程中，有一极具关键性的转变——这就是「文士化」的凸显。因此，侠客的性格、形象，也多有变化，其中，酣畅快意，藉酒张胆，固然彰显出侠客的英风豪气，但随着不同性格的侠客摹写，其「酒品」也各有千秋。侠客的「文士化」倾向，基本上可以分二个层面而言，一是侠客的「允武允文」，一是侠客刚强之气的「弱化」。

侠客的「允武允文」，意指侠客除了在武功方面的特殊成就外，也被同时赋予了文事方面的才华。在这点上，侠客虽未必个个能诗善赋，出口成章，一如古来「横槊可以赋诗，上马可以草露布」的儒将，但彬彬之盛，则是宛然可掬。粗豪坦率的俊迈之气，济之以诗书礼乐，侠客顿时变成了深有教养的君子，不但言行举止，中规中矩，更且博学多闻，生活品质精致优雅。武侠小说中若干「书生型」的侠客，正是代表[54]。经诗书洗礼后的侠客，彬彬儒雅的气味，往往与古代文士相彷彿，生活品味之高雅精致，也非常接近。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较少以此类侠客为第一主角（陈家洛虽饶有儒雅之风，但儒雅部分，往往为干隆皇帝分润而去），但在配角上，则颇刻意塑造，《笑傲江湖》中的祖千秋，以「落魄书生」的面貌，寄生绿林，满口文腔文调，精善品酒，〈论杯〉一节中，引诗据史，将酒与酒器之道，阐发得令人心服口服。假如我们将此与明末典型的优雅文人袁宏道的《觞政》[55]作比较，当可发现，其精雅有过之而无不及。诗酒风流，原是文人雅兴，侠客文士化的结果，使得侠客也开始具足倜傥之风，古龙脍炙人口的楚留香，正是这样的一位侠客[56]。楚留香好酒，粗豪起来，可以「喝三天三夜」（《楚留香传奇》第一部，页37），但彬雅之风，则于「一满杯紫红的葡萄酒，杯子外凝结着水珠，像是已冰过许久」（页14?15）中，展现出其属于文士的精致。

侠客阳刚之气的「弱化」，一方面可以从其文事才华之受到瞩目中窥出，文质彬彬的结果，文与武彼此协调，互有增损，原本的精刚之气，自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不过，此一「弱化」的最终根源，乃是来自侠客生命世界的拓展。古代的侠客，无论是历史上真实的侠客，或者是文学上虚构的侠客，其生命的归属，完全落实在「朋友」层面，而此一「朋友」，可以说是纯粹的男性交游圈（虽然也有若干女性可以那入「朋友」范畴，但一旦进入，即受同化，女性特徵完全无法凸显）。现代武侠小说，由于整个江湖世界中女性角色的介入，引发了体质上的转变，在刚强磊落的侠骨中，增添了绮旎婉转的柔情场面[57]。此一转变，始于晚清，而在王度卢的《鹤惊崑崙》五部曲中完成。在现代武侠小说中，除了少数武侠作家外（如柳残阳），笔下的侠客「照例」要谈几场恋爱，我们可以说，侠客阳刚之气的「弱化」，就在于侠客开始认识或承认了自己生命中原是不乏「情感」的。从李慕白开始，「多情」的侠客，一直备受情感的纷扰，所谓「酒困愁肠，花销英气」，叱咤风云的侠客，在面对情感的冲击时，远比我们想像中来得脆弱。令狐沖之藉酒浇愁，除了肇因于小师妹岳灵珊的移情别恋外，其实我们还可看出他在不获师门谅解的悲苦，尚不至于陷溺于单纯的情感纠葛中；但是，古龙的萧十一郎、李寻欢，这两位身背无情剑的「多情剑客」，就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肇因于情感的纠结了。萧十一郎以声名狼藉的大盗，情丝深挽，牢牢繫念于罗敷有夫的沈璧君身上，「看着手里的空杯，整个人都像是这酒杯一样空了」[58]，酒空人空，为使心中的空虚得以填满，杯中之酒自不能不满；李寻欢则为了「割妻让友」，一辈子沉陷于情感的自我疚责中，摆不开，放不下，举目所见，无非丝丝情网，当头罩下。「此情无计可消除」，便也只得藉酒国为逃遁之乡了。古龙说，「他们并不想真正享受饮酒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酒只不过是种工具。／一种可以令人「忘记」的工具。／可是他们心里也知道，有些事是永远也忘不了的」[59]，我们且看一段李寻欢在思念林诗音时，夜里闻笛的描述：

李寻欢满满的喝了杯酒，忽然以筷敲杯，随着那凄凉的夜笛漫声低吟：
「花木纵无情， 迟早也凋零， 无情的人，也总有一日憔悴。人若无情，
活着还有何滋味？纵然在无人处暗弹相思泪，也总比无泪可流好几倍。」
[60]
这段文字颇为浅俗，不太像是出自「探花」之口，但深浓的情愁，纠结徘徊，「英雄无奈是多情」，百炼精刚，一旦化为绕指之柔，侠客的确是遭到了「弱化」，但是，此一「弱化」，却也更展现出侠客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古龙是武侠作家中最擅于写酒的，古龙写酒，不但是在写侠客，更是在写心事，藉着酒，古龙彷彿是在抒发自身难以言喻的情怀[61]：

如果你的心里有痛苦，喝醉了是不是就会忘记？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清醒后更痛苦。
——所以喝醉了对你并没有好处。
绝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要醉？
我不知道。
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常常要去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
我不知道。[62]
这段充满忏悔、矛盾、徬徨的文字非常突兀，紧接在陆小凤不忍见到天龙门南宗遭「武官」屠戮，奋勇冲出之后，而下文立即描述陆小凤眼中所见到的惨状。可以说，这段文字是「上不巴村，下不着店」的，即使删除，也无关紧要。可以想见，这是古龙的独白，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意气飞扬的古大侠，而是一个痛苦、徘徊、落寞的心灵。

「醉艺」固以想像居多，但「醉」字在江湖世界中，依然可以发挥绝大的功能；「真醉」者烂醉如泥，而「装醉」者则心明如水，古龙曾说「一个人若是想醉，醉得一定很快，因为不醉也可以装醉。／最妙的是，一个人若一心装醉，那么到后来往往连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在装醉？还是真醉？」[63]「醉」何以须「装」？当然是有目的，希望以此造成错觉，如箕子之「装」醉以免祸；萧十一郎在「天宗」秘密揭晓之际，心有所疑，因此以「醉」为掩饰，逐步懈怠连城璧的戒心，最后终于使连城璧在得意忘形中阴谋尽洩，「仁义无双」，一旦成为「仁义双无」之后，连城璧彻底崩溃；萧十一郎之「装醉」，显然远比「醉艺」来得高明；但是，萧十一郎分得清楚自己真醉还是假醉吗？「醉」而须「装」，岂非正因为人世间真有让人想痛醉一场的苦衷？江湖人眼中只识得表面的冠冕堂皇，该醉；声名、荣宠，一切皆是虚无，该醉；更无奈的是风四娘、沈璧君佳人杳杳，徒留怅惘，纵使揭穿了连城璧又如何？这更该醉！萧十一郎，是真醉还是装醉？古龙在此处，以扑朔迷离的情节，透过酒气的渲染，直指了人生中深沉的悲哀。其实，常醉，甚至因酗酒而丧生的古龙，是真醉还是装醉？酒到此处，发酵成几许的悲苦与辛酸，恐怕够古龙咀嚼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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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林明德〈诗经的酒文化〉（收入《文学典范的反思》，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国85年）一文。
[2] 参见龚鹏程〈酒食贞吉：儒家的饮馔政治学〉（《鹅湖月刊》第23卷，第9期，页7?18）。
[3] 见汉．刘向《列女传．夏桀妹喜传》。
[4] 据《战国策．魏策二》的记载：「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5] 见《尚书．微子》。
[6] 见《史记．殷本纪》。
[7] 见周望森〈酒的起源与先秦酒政〉，《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页20?30。
[8] 《诗经．大雅．荡》记载：「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唿，俾尽作夜。」
[9] 西周「大盂鼎」铭文：「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辞，率师于酒，故丧师。」
[10] 西周初的〈酒诰〉，对殷人「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因而「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导致亡国的事例，深有所警，故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据屈万里《尚书释义》），以此为戒，「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11] 《礼记．礼运》云：「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四种酒并用，但「玄酒」地位最高。据唐．陈藏器解释，「太古无酒，用水行礼，后王重古，故尊为玄酒」（《本草拾遗．谷部》）；而孔颖达《疏》亦云：「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而大古无玄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12] 据郑玄注：「几酒，苛查沽买过多及非时者；谨酒，供民节用酒也。」
[13] 见《论语．子张》。
[14] 酒是否为民生所必需，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即谓「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宾宴亦如茞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不过他却忽略了「祀神养老」、「宾会」等，正属民生日用的范畴。我们可以如是理解，就饮酒一项而言，不一定每个人都离不了酒，但是，酒所环绕、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却是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每一个人，这就是民生日用，就是必需。故《汉书．食货志》云：「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正是这个道理。
[15] 历代酒政中颇有行「酒禁」者，清．顾炎武《日知录．酒禁》言之颇详，但所谓的「禁令」，时张时弛，时松时紧，而且皆针对私人酤酒（私酤、私造有损「酒榷」，此其一；藉禁私酤而倡薄饮，此其二）而发，从来没有真正的「禁」过。禹只能疏远仪狄，不能禁止仪狄造美酒；葛洪〈酒诫〉慨嘆「世人好之乐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众我寡，良箴安施？」顾炎武忡忧「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都说明了「酒」本身之无法禁绝。
[16] 据许慎的解释，「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又引王育说「酒所以治病也」，即从医学角度出发言酒。汉人鲁匡谓酒为「百药之长」；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云「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且附有68种酒方，而于「白酒」之效，更云「其味性甘，发扬升散；其气燥热，胜湿袪寒。故能开怫郁而消沉积，通隔噎而散痰饮，治泄疟而止冷疼也」，大体上，皆符合现代的医学观念。
[17] 见宋．窦革《酒谱》所引。在历史上，藉酒免祸的事例甚多，如战国魏公子无忌、汉代陈平、晋朝阮籍、明代唐寅等皆是。
[18] 醉酒者何以往往会吐真言，从医学角度而言，自有成说；中国人很早就看清了这点，《庄子．列御寇》云「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欲辨识人情之真，有九种验证之方，其中第八条即是「醉之以酒以观其则」。唐．孟郊〈酒德〉一诗云：「酒是古明镜，辗开小人心，醉见异举止，醉闻异声音。」实际上，所谓的「小人心」，恐怕是每个人都恆有的。
[19] 见《史记．灌绛列传》。
[20] 见杜甫〈醉时歌〉。
[21] 见李白〈侠客行〉。
[22] 这是宋江所题的「反诗」，见《水浒传》第39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3] 参见万伟成《中华酒经》第伍篇〈文士酣歌〉（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页391?492）。
[24] 见《昭代丛书．别集》，张潮〈嬾园觞政小引〉。
[25] 仝上。
[26] 沈中楹《觞政》谓「酒令严于军令」，「令官」为行令之官；童叶庚《六十四卦令谱》云：「酒监监酒，令官不公，酒监纠之；酒监徇情，令官正之。」可知「监令」为监督「令官」发令而设。「监令」的设计，仿自《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以史」，也是从政治领域中转借而来的。
[27] 见《汉书．游侠传》。
[28] 见《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29] 见《晋书．裴秀列传》。
[30] 见《北齐书．韩轨列传》。
[31] 见《北史．卢诞列传》。
[32] 见《旧唐书．哥舒翰列传》。
[33] 见《新唐书．韩愈列传》。
[34] 见《新五代史．楚世家》。
[35] 见《宋史．郭进传》。
[36] 见《宋史．元达传》。
[37] 见《宋史．陈希亮传》。
[38] 见《明史．王行传》。
[39] 见《明史．文苑传三》。
[40].侠客不是固定的阶层，而是具有某种特殊性格、行事作风者的通称，参见笔者〈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中国古代侠义观念的演变〉一文，收入《侠与中国文化》（台北：学生书局，淡江大学中文系编，民国82年），页91?130。
[41] 见《史记．刺客列传》。
[42] 关于侠客与道教的关系，参见笔者〈唐代的剑侠与道教〉一文，收入《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中文系，1992）。
[43] 儒家虽也强调「立言」，但总在有条件的限制下「退而求其次」，且其所立之言，也都紧紧环绕着德与功的建立而发，因此实际上还是仅有德、功二途。
[44] 参见笔者《经世思想与文学经世——明末清初经世文论研究》第一章〈经世思想与文学经世〉（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80年），页25?66。
[45] 见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此处荀悦将「三游」之生，归于「季世」，而「季世者，乱世也。」
[46] 见《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段颎事。
[47] 见《后汉书．循吏列传》，记王涣事。
[48] 见《世说新语．自新》，记周处事。
[49] 参见注40。又，关于侠客的评价，笔者〈民国以来「武侠小说研究」评议〉一文（收入《古典文学》第十三集，台北：学生书局，民国84年，页259?288），已有论述，请一併参照。
[50] 见《多情剑客无情剑》第二部，（台北：华新出版社，民国66年），页760
[51] 有关醉后呈艺的相关记载，或文人刻意强调酒与诗意相繫的文字，不胜枚举，参见万伟成《中国酒经．醉艺》（页475?492）。
[52]〈醉八仙歌〉共八节，其文如下：
醉者醉也，号八仙。头颈儿，曾触不周颠，两肩谁敢与周旋？臂膊儿，铁样坚；手肘儿，如雷电。 拳似砥柱，掌为风烟。膝儿起，将人掀；脚儿勾，将人损。披捎爪掌，肩头当先。身范儿，如狂 似颠；步趋儿，东扯西牵。好叫人，难留恋。八洞仙踪，大成个锦冠顾天。
第一节：汉钟离，酒醉仙。葫芦儿，肩上安。让来让去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玉山颓样，也须要躲影神仙。膝儿起，撇两边，起时最忌身手便。牵前踏步，带飞推肩。
第二节：吕洞宾，酒醉仙。背儿上，飞双剑。披手披脚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两手如矢，也须要直利牵拳。反后步，身要偏，偏时要闭阴囊现。从上噼下，石压山颠。
第三节：韩湘子，酒醉仙。竹筒儿，手内拈。重敲轻打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里裹外裹，也须要插掌填拳。鱼鼓儿，咚咚填，打时谁知扫阴现。去时躲影，来若翩跹。
第四节：曹国舅，酒醉仙。手里儿，拂尘翻。直肘横肘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身步齐进，也须要膊臂浑坚。顶肘开，顿肘填，坐时谁知身坐连。臂肘右下，左臂身旋。
第五节：何仙姑，酒醉仙。铁爪篱，怀中见。上抓下抓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鸾颠凤倒，也须要侧身进偏。指上抓，胜铁鞭，抓时谁知血痕见。长伸短缩，通臂如猿。
第六节：蓝采和，酒醉仙。兜的是，花篮艳。上勾下挽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金丝缠洗，也须要骨反筋偏。身窈窕，采摘坚，采时离托人前面。拿拳拿掌，后手紧拈。
第七节：张果老，酒醉仙。拿的是，铁粟片。拿来拿去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蜻蜓点水，也须要搬开争先。眼儿紧，望下边，望时只怕脚尖现。挽拳挽脚，裹进填拳。
第八节：铁拐李，酒醉仙。倒戴的，金钢圈。左投右撞随他便，随他便。虽则是黄莺磕耳，也须要脚管肩先。脚儿弯，如勾赚，勾时掷重人后面。翻身进步，身倒脚掀。
[53] 在成龙所主演的「醉拳Ⅱ」中，饰演黄飞鸿之父的狄龙，严禁成龙（饰黄飞鸿）饮酒，曾谓：醉拳之妙，在酒喝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神经迟钝而施展不开手脚，又能在对方拳脚加身时，无疼痛之感。能打復能挨，或者可以参考。不过，据「功夫龙」网站（http://www.kungfuloung.com.tw）的周宝富师父所云，有「喝醉了大家回家睡觉」之语，此一「醉」字当取意于此拳步之颠旋倒转，一如人中酒之态，未必真是喝「醉」。
[54] 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中，诸葛青云与独孤红最擅于摹写这类型的侠客。
[55] 袁宏道的《觞政》，于论及〈杯杓〉时，但云：「古玉及古窑器上，犀玛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黄白金叵罗下，螺形锐底数曲者最下。」较祖千秋为粗略多矣。然明末文人之着重生活品味，随处可见，袁宏道另有〈瓶史〉一文，于何种花色宜用何种瓶卮，颇有论列，金庸或者取径于此而更上一层。
[56] 古龙笔下的楚留香，其实是巧妙融合武士的粗犷豪迈与文士的潇洒风流为一的，「他双眉浓而长，充满粗犷的男性魅力，但那双清澈的双眼，却又是那么秀逸，他鼻子挺直，象徵着坚强、决断的铁石心肠，他那薄薄的，嘴角上翘的嘴，看来也有些冷酷，但只要他一笑起来，坚强就变作温柔，冷酷也变作同情，就像是温暖的春风，吹过了大地」（《楚留香传奇》第一部，台北：万象图书公司，民国81年，页9）。
[57] 参见笔者〈中国古典小说中「女侠」形象〉，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第1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86年，页43?87）。
[58] 见《火併萧十一郎》第三部（台北：风云时代，1998），页57。案，本书原名《火併》。
[59] 同上，第四部，页79。
[60] 同注48，第三部，页982。
[61] 古龙一生好酒如命，可谓生死以之，连陪葬中最引人瞩目的都是24罐XO美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隽永而交渗着无边寂寥的「酒语」，更是俯仰可拾，仙儿所编的《古龙妙语》一书（广西：漓江出版社，1993），〈酒〉篇收录不少，可以参看。
[62] 见《凤舞九天》（台北：皇鼎出版公司，民国73年），页243?244。
[63] 见《火併萧十一郎》第一部，页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