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影中国梦的纸本结晶：国联公司『电影沙龙』

陈炜智 　2001/10/20


国联电影公司的成立是中国电影最荒谬的一章，却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像烟火，很灿烂，很快就消失了（注1）”，然则影响非同小可。

早在上海时代，电影公司间以“双胞影片”互挖墙角的例子即屡见不鲜，然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邵氏、电懋间的恶性商业竞争却为台湾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大饱眼福的机会。期间，邵氏最大的主将就是赫赫有名的先生。从《杨贵妃》，《武则天》一连串彩色豪华成就不凡的钜铸，把邵氏的招牌擦得金光闪闪。一九六三年，邵氏公司动用全厂惊人的机动性完成了电懋尚是遥遥无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抢先上映，获得逾八百多万元的票房纪录（注2），电懋一怒之下，决定挖角李翰祥及女主角乐蒂。刚巧，李翰祥于邵氏“功高震主”，双方产生极大的摩擦，种种大小的不愉快加在一起，逼得李翰祥骑虎难下，索性带了一群精锐工作人员，接受电懋老板国泰机构陆运涛先生的支持，赴台创立了国联公司。以最专业的手法，给台湾地区宛如井底之蛙的公营、党营机构一番“脱胎换骨”的洗礼；一部《西施》拍出了“亚洲最伟大影片”封号。就这样，国联开始在台湾茁壮。民国五十五年六月，国联公司创办了‘电影沙龙’杂志，试图以“文化事业”的角度给国联公司作商业性的宣传，给读者们作知识性的洗礼。以下即是关于‘电影沙龙’的小介：

第一项：‘电影沙龙’的内容简介

一九六六年，陈来奇（注3）受聘担任国联‘电影沙龙’发行人与社长，实际工作则是美术编辑。一九六○年代台湾的电影公司、观众及读者对于“电影杂志”的概念还十分模糊，唯一所见的即是如同邵氏的‘南国电影’、国泰的‘国际电影’等，包装精巧的宣传品，国联投入大笔资金，加上陈来奇在宣传与综合性报导的诉求理念下，注入他对美术设计的独特观点，使前后八期的‘电影沙龙’兼具专业、娱乐与艺术价值，并达成宣传效果。正如‘电影沙龙’的创刊前言：“满足读者的需要、促进影业的进步”，希望她气象蓬勃，日新又新。

国联公司的‘电影沙龙’是以宣传国联的影片为主（约占百分之五十)，再加上明星花絮的搭配、其他专栏等等，笔者大约将之区分成以下六类：
1. 明星介绍
2. 国联新片介绍
3. 电影深度报导
4. 世界电影报导
5. 论坛
6. 小说

而以现在眼光看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深度报导”和第五项“论坛”。

先谈“深度报导”。就‘电影沙龙’这八期来看；创刊号报导大片“西施”；第二期“几度夕阳红”；第三期拉开了角度，作了一次“我对国产影片的看法”扩大访问，访问对象从立委、教授到三轮车夫、伴舞女郎都有；第四、第五期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了美国音乐剧场与歌舞电影（Musical）；第六期介绍“冬暖”；第七期则回应了“冬暖”一片在文化界所引起之震憾；第八其则以“大专女生电影座谈会”作为天鹅绝唱。

仔细将‘电影沙龙’分析起来，它的确是一本国联电影的宣传品，但，难得的，它不但报导国联，甚而能批评国联、反映国联，在“宣传”的同时，亦为自己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

其次关于“论坛”部份；‘电影沙龙’几次的“电影国是座谈”就阵容观之，确为文化界大拜拜一般的盛事。第一回请来司马中原、高阳、邹郎、张永祥、哈公、鲁雅子、刘艺，老沙等等文坛影评界巨擘，谈的是“电影题材”，第二回合则又直请了出身征信新闻社的姚凤磐、散文名家钟梅音、小说家朱西宁、琼瑶等，谈“电影对白”；其间又提出国语片中的“哭戏”加以挞伐评论。尔后陆续又邀请了史惟亮、梁乐音等，谈“电影音乐”；聂光炎、杨英风、席德进等谈“电影美术”，企图以“专业”的角度，或者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专业形象”代表引导，切入问题核心，这密切呼应了李翰祥赋予整个国联公司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落实。

第二项：‘电影沙龙’的风格

‘电影沙龙’双月刊是李翰祥对电影的理想实现在文案上的一项具体结晶，一如前文所述，‘电影沙龙’虽以国联出品影片以及国泰相关影业的作品之详尽报导为主，然其深度、广度以及专业用心之程度则凌驾于‘南国’或‘国际’之上。尤其以其双月刊的出刊时序与双倍于普通月刊的篇幅，将“电影刊物”当成一分“综合通俗文化杂志”，十分认真地为影迷提供种种服务，为读者提供种种新知。在短短八期的刊龄之中，共刊出了四、五次“电影国事”式的座谈会，同时推出多次诸如“电影音乐”、“电影编剧”、“大学女生看电影”、“如何提升国片”的专栏及深度报导；在推销宣传国联影片上‘电影沙龙’亦不同凡响，从开拍上映前的造势、宣传广告、拍摄简介、明星报导、编剧阐析创作企图等，到上映之后的评鉴（像一九六六年的《几度夕阳红》，杂志中出现一篇署名二大妈的妙文，以外省老太太的口吻及眼光，从“观众”及“过来人”的角度出发撰稿，十分新颖有趣）（注4）；有时也有“美术设计”的专栏-将影片中逼真的场景，从搭景草图到完成后的照片，以及搭景过程详细地呈现给读者观众（像“西施”一片中的仿古石雕，白沙湾外景的禹王庙，“冬暖”一片的三峡小街，“几度夕杨红”中的重庆山城等）；学者焦雄屏在对整个国联岁月立订史评之际便曾描述“…该双月刊印刷精美，设计十分出色，内容则偏向知识分子气味，文字中不乏‘尼采’、‘爱森斯坦’、‘神秘主义’、‘表现主义’等名词，也常有兼具新知的外国影评…”（注5）。除了‘电影沙龙’之外，国联在香港亦出版过一本‘国联电影’，内容与‘电影沙龙’大同小异。

纵观‘电影沙龙’如吉光片羽一般的八大本，显然，其原始立意是李翰祥为实现大片厂理想而模仿“邵氏”，“电懋”的‘南国杂志’或‘国际电影’，欲使其成为宣传部门的一环，然就其中明显流露出在“宣传介绍”之外的，是一股洒落无碍的知识分子理想。无论是国联的培训演员计划，或是其宣传策略，李翰祥抱著一个艺术家的情怀，知识分子的理想，文化能人的热忱，去尊重、去贡献给社会“一点小小的礼物”，诚如李翰祥在‘电影沙龙’创刊号发刊词里头所述：“不管问题是多么难解，困难是怎样复杂。一想到海内外的勉励和鼓舞，一想到作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负，又挺起胸膛承当下来。不单是承当下来，还要努力向前挣扎。不单是努力向前挣扎，居然还挣扎得有点成绩……”

国联公司在制片上表现是有目共睹，而在其‘电影沙龙’的汇编上，亦同时为当时的文化事业贡献了一分力量。该双月刊是国联资助，而由陈来奇先生领导，在编辑上尽量独立的一分刊物。以当今的眼光看来，‘电影沙龙’不仅制作精美，其“座谈会”所带给一般读者的“权威性”，“音乐”、“编剧”等专栏所带给一般读者的“知识性”，“明星花絮”的娱乐性，“影片介绍”的商业价值与深度报导相结合-这是一分不管放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受到重视的刊物！

容笔再强调一次，“知识分子的理想”。李翰祥不仅勉励国联旗下演职员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一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进而，他所带给台湾地区广大观众的是部部好片，是一分优秀的刊物；这是一种以电影来淑世的情怀 。（注6）

第三项：‘电影沙龙’的背后种种

只可惜，它只办了八期。

‘电影沙龙’的夭折原因只有一个-国联本身的经济问题。因为国联本身是由国泰机构以及联邦影业所支援的，自陆运涛死后，来自国泰的支援急速锐减，可是李翰祥仍以其“气派”及“精致”的大片厂走向，只问作品成果不计成本代价的艺术家个性坐镇整个企业的指挥总部，尤其像‘电影沙龙’，一期成本大约五、六十万台币，本身又没有广告（注7） ，是注定要成为一本赔钱货的。

但是，诚如陈来奇先生所说，“杂志是要办给大家看的。只是国联的宣传品你送给人家，人家不一定会看”。国联的‘电影沙龙’带给观众读者们的，除了国联，还有不少由“知识分子”角度出发的报导论述和推介。或许那正结合了当时文艺界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以“知性的剖析”取代了堆砌片断形容词的其他同类型作品；甚至，更结合了六○年代末期刮起的一阵“反省本身文化”的风潮，将其内容与现实结合，反映出社会意识，带动了时代的精非。

一九六七年，民国五十六年十一月，‘电影沙龙’出版了第八期之后即停刊不发（注8），延至民国七十年代，陈来奇先生又在香港刊行新的‘电影沙龙’，然则那并非国联公司复兴，其对于台湾地区现象读者而言，甚至是陌生的；总之，如刘昌博先生所说，“像烟火，很灿烂，可是一下就消失了”；正因如此，更显出了国联及‘电影沙龙’“一下就消失，可是很灿烂”的光彩！

注一：此语见李翰祥焦雄屏著《改变历史的五年—国联电影研究》(民八十二、台北)万象出版，页267，访问国联宣传部主任刘昌博先生。

注二：梁祝电影的票房纪载为八、四○三、六七九元；出售七二一、九二九张票，见蔡国荣主编《六十年代国片名导名作选》(民71，台北)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印行，页19。

注三：陈来奇先生曾主编以中国文化艺术为介绍重点的《今天》杂志，国联结束后投身征信新闻(今中国时报)任美术顾问，一九八五转任锦绣文化企业美术顾问。

注四：见《电影沙龙》第二期，页47。

注五：见焦雄屏《改变历史的五年》页40。

注六：见《电影沙龙》创刊号，“给演员训练班学员的一封信”。

注七：见焦雄屏《改变历史的五年》页247访问陈奇来。

注八：‘电影沙龙’原本为双月刊，但自民国五十六年四月出刊第六期之后，迟至五十六年七月才出第七期，十一月出刊第八期之后即宣告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