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创作时的拜伦是一个离莎士比亚王座最近的天才，恋爱中的拜伦则是不折不扣的魔鬼的化身。”这话还不算十分刻毒，大致可以理解为拜伦在情场上曾使不少男人妒火中烧，使太多女人争风吃醋。
拜伦十岁时承袭了叔祖父的勋爵位，成了偌大的纽斯台德府的少年业主。二十四岁时，他因出版诗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而在英国名声大噪，成了1812年伦敦社交场合中无可匹敌的雄狮。那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开花结果的时代，当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攻克一座又一座封建堡垒的时候，拜伦则以其俊朗的天才和苍白的容貌——“几乎具有一种阴险的美”——创造了另一个奇迹，他叩开了一扇又一扇上流社会虚掩的闺门。
“谁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女人？”
拜伦的语气里显然暗含着几分轻佻，但恰如其分。他起初是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伦敦上流社会的“风景册页”，老墨尔本夫人的“放荡得法”令他大开眼界，女人不贞的力量则使他骇然。上流社会的情场敞开温香软玉的怀抱，正全力吸纳这位年轻的天才成为其中最活跃最受仰慕的一员，哪容他慢条斯理花港观鱼？拜伦很快就被卡洛琳·兰姆这位贵妇中的才女狂热的激情裹挟而去，她有时会乔装成马车夫，突然闯到情人的身边；有时又会伫立在雨中等候情人的出现。唾手可得的爱情使爱情贬值；超越了谨慎的疯狂，便不仅仅只是疯狂，而是危险。此时的拜伦十分珍惜羽毛，担心丑闻缠身。于是，他生平第一次慧剑斩情丝，告别了那场险些失控和失治的爱情的热病。
像拿破仑一样，我一直极其鄙视女人。我不是在仓促之间形成这种看法的，而是从我致命的经历产生了这种看法……她们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土耳其和东方人处理这些事比我们远为高明。他们将女人关在房里，她们就幸福多了。给一个女人一面镜子和几颗小糖果，她们便会心满意足。
你很难想象这话是从浪漫派领袖拜伦口中说出的。他的内心充满了极大的矛盾冲突，最激进和最保守的观念经常交锋，各有胜负；最勇敢和最怯弱的性格也相互更迭，使他无所适从。拜伦喜欢的女性该是待他“像一个宠爱的，多少有点鲁莽的姐姐”，而不是那些乖巧如猫的“恋爱动物”。拜伦有一种清醒而透彻的自我认识，他要从爱情中寻求到欢快的友谊、肉欲和几近母爱的混合物，这才是精神满足的先决条件。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在乐趣潭边久久照影而兀自陶醉，直至憔悴而死，拜伦身上也有这种十分强烈的自恋倾向，他爱的女人要非常像他，他从中急于寻找的依然只是自我。这样一个角色还有谁比奥古斯塔更为胜任呢？她正是拜伦“宠爱的、多少有点鲁莽的”同父异母姐姐。无疑，她不仅能像一位新的女朋友那样吸引他，还能更深地引诱他，尽管这位比拜伦大四岁的姐姐身上具有拜伦家族共有的羞怯，但那种内心狂野的欲望也是惊人的相同。拜伦对陌生人抱有本能的戒备和疑忌，因为他们不理解他忧悒的童年，不熟悉他敏感的痛处，即使是打情骂俏也容易伤及他的自尊，跳舞时则会提醒他的残疾（跛足）。和奥古斯塔在一起，这些困难都可迎刃而解，他能完全彻底地放纵自己的身心，就仿佛他是跟另一个自我晤谈于一室之内，那种亲密绝对是无间的亲密。
拜伦小时候读到历史中一桩奇异的婚姻，在亚历山大帝死后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二世曾娶了他的亲姊。拜伦便问他的母亲：“我为什么不该娶奥古斯塔为妻？”他后来当然明白“乱伦”这一古老的禁忌是不可碰触的，现世的饮鸩解渴与可怕的天谴都是那么令人恐惧，这种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都不可能获得拯救与饶恕的罪孽，这种比蛇毒还毒的毒杯，却不曾使他望而怯步。他在诗中写道：
我不说，我不寻根究底，不吐露你的姓名，
这声音中带着悲哀，这名声中有着罪行：
但是燃烧在脸颊上的泪水会告诉你，
藏在内心寂静中的深深的情意……
在浪漫主义思潮惊涛拍岸的年代，“乱伦”这一主题在瓦格纳的大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获得了巨大的释放，正是济克蒙德和济克琳德两兄妹的结合诞生了著名的英雄济克弗里特。在瓦格纳的歌剧中，乱伦者已全无恐惧。尼采终生鄙视女性，对其妹妹伊丽莎白的喜爱却是一个例外（固然没有丑事）。他曾在信中对她说：“从你的一切所言所行，我真的深切地感觉我们属于一脉同根。你比旁人对我了解得更多，因为我们是出于同一个门第的。这件事和我的‘哲学’非常调和。”他的话多少可以诠释拜伦与奥古斯塔那场惊世骇俗的恋爱事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同样给“恋姊情结”（虽然并非血亲）披上了一件温和忧郁的外衣。生活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家、文学家和哲学家都关注乱伦这个主题，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浪漫主义时代从众多心灵折射出了相同的虹影。世俗的道德急不可待地作出重罪宣判，反而显得蛮横，缺乏对人性深刻的领悟力和足够的想象力。
高傲的拜伦无意说服别人，但他必须说服自己，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直走到被英国上流社会唾弃和诅咒的境地？他对自己的行为别无开脱之词，只反复强调邪恶是其血统中难以根除的遗传祸害，全能的神注定要给他万劫不复的惩罚。假若事实当真如此，他无可避免地必须出色，他就决意成为一个极其出色的罪人，跨越千古禁区，干那些时髦的登徒子决无勇气去干的越轨的事。他爱奥古斯塔，奥古斯塔也爱他，这就够了？对此，他显然心存疑虑和惶惑。在意大利，他写作诗剧《曼弗瑞德》，让男主人公唤来地灵、海灵、空气之灵、夜灵、山灵和风灵，他要借助他们的神力忘记那位像钉子一样楔入他记忆之中的姐姐，消除心底弥漫的罪恶感，然而这番努力丝毫未能奏效。
拜伦与妻子安娜贝拉分居析产之后，遭到来自各方的猛攻狂咬，他无所畏惧，以挑衅的语气对英国上流社会的真小人与伪君子们说：
如果这些流言、诽谤和咒骂是真的，那就是我不配住在英国；如果是假的，那就是英国不配给我来住。
拜伦的态度异常强硬，内心却是虚弱的，他黯然离开了阴冷潮湿的伦敦，离开了“密不透风的岛国”，去意大利沐浴地中海灿烂的阳光，像中毒者获得了他的解药。命运自有安排，在那里有一位十七岁的美女特瑞莎·奎齐奥利夫人将成为他新的守护神，这位年轻的守护神不仅充满激情，而且还具有林下之风。“我至少已从堕落中得到了那种好处，去名副其实地爱。这将是我最后的冒险……”拜伦用忘忧的语气说。他与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秘密交往揭开了生命中最为波诡云谲的一章，他与特瑞莎在流放地出生入死的爱情更闪耀出英雄美人患难与共的壮丽色彩。
在拜伦众多的恋爱故事和恋爱事故——这份名单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美女的名字：表姐玛格丽特·帕克、“安思莱的晨星”玛丽·查沃思、死缠烂打的卡洛琳·兰姆、信奉卢克莱修哲学的奥克斯福夫人、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古典情怀的弗朗西斯·安思莱、飞蛾扑火的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布商之妻玛丽安娜·西格蒂、村姑小姐玛格丽特·科格尼、爱情至上的特瑞莎·奎齐奥利——之外，安娜贝拉·米尔班克小姐显然是一个很少获得同情的牺牲品。拜伦高兴时称这位热爱数学的优雅女子为“平行四边形公主”，不高兴时则称她为“冰柱”，可她的理性却并没有帮助自己赢得应有的幸福。拜伦对婚姻期望很低，他说：“我想要有个伴儿，一同打打哈欠。”安娜贝拉却满怀宗教热诚，以为自己能扮演好天使的角色，能一举将拜伦勋爵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头。可是不管她怎么努力，数学与文学这次离奇的结合并未如她预想的那样达成琴瑟和谐的效果。拜伦相中安娜贝拉，首先，是因为她高贵的门第和洁白无瑕的名声，尽管拜伦把英国上流社会的闺阁搅得天无宁日，但他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被愚弄欺骗的丈夫；其次，才是因为她聪明的头脑和优美的身段。这场婚姻简直比拜伦贫血的脸色还要苍白，比他敏感的心灵还要脆弱，令人十分吃惊。
在拜伦短暂的一生中，爱情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唐璜式的高傲、狂野、乖戾、阴郁、脆弱、叛逆、胆大妄为、见异思迁和逢场作戏，这些坏性子都在他恋爱时得以充分发挥，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拜伦之前，十七世纪的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就曾在笔下调侃唐璜：“我喜欢这种爱的自由，每当一张漂亮的脸孔向我索取真心的时候，我就会毫不迟疑地付出我的感情。当然，这是在我有一万颗心的情况下。”拜伦只有一颗心，正是这一颗心顶一万颗心用，他用得游刃有余。如果说他是病态的，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也就是病态的；如果说他是伟大的，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也就是伟大的。
三十六岁的拜伦为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献出了生命，这是他的必然抉择，岂不见《哀希腊》（杨德豫译）一诗的结尾，他以沉雄的笔调写道：“让我像天鹅，在死前歌唱：╱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把萨姆斯酒盏摔碎在脚下！”这态度是何等样的诀绝。
一代诗魂不幸凋殒，法国作家莫洛亚将他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称之为“双峰耸峙的文武巨才”。英国思想家卡莱尔的评价则更有意思，他称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觉自己好像“丧失了一个兄弟”。假若他俩的话出于至诚，并非谀墓文字，拜伦真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诚然，再会游泳的拜伦也游不过人世的苦海，再会拳击的拜伦也击不倒那些明处与暗处强大的敌人。但他轰轰烈烈地活过，高质量高密度地活过，他了无遗憾。恋爱中的拜伦既非天使，也非恶魔，而是一位敢作敢当的诗人，他表现出了诗人之为诗人的一切弱点，也表现出了诗人之为诗人的全部优美之处。谁也没有资格朝他扔去哪怕一枚小小的石子。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身贵族。1809—1811年游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创作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表达对封建专制压迫的憎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其后，他在上议院抨击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遭致权臣忌恨，又由于私生活失检，受到舆论围攻，被迫流亡意大利。其惊世骇俗的长诗《唐璜》出版后，拜伦更是被政界和文坛的敌对者视为“恶魔派的首领”。1823年，他资助并参与了希腊民族独立战争，次年病逝。
